信息革命让人类走向了互联网时代，也让美国的几大半导体巨头走向了人类商业史的巅峰。但全球化格局也给作为美国第五大出口品的芯片产业，带来了一系列近乎于不可逆转的影响。比如大公司不断完成产业吞并之后，在各自领域达成了类垄断。而这些跨国公司又会追逐利益，不断将研发、生产和市场流向全球化。这导致美国努力培养的几大公司，逐步成为“独立王国”式的存在，它们的垄断效应越强，美国中小企业就越难生存，本土就业岗位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能够顺理成章攫取全球利益链的跨国巨头，本身的创新幅度也都较竞争期有明显的放缓，进而导致美国的核心技术领先优势逐步萎缩。从亚洲半导体公司的崛起，到美国5G的落后都可见一斑。为了缓解跨国公司与本地经济之间的业态矛盾，同时应对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科技崛起挑战，美国很早就认识到了半导体必须“自救”。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开始了一系列半导体领域的政策调整和产业引导方案变革。比如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实质上就是在奥巴马时期开始推动的。从最初的提升半导体技术转让门槛，到特朗普时期通过2018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继而演变为一系列针对中国企业的“拉黑”计划。美国用了几年时间，把半导体出口政策拉回了八十年代美日半导体竞争时期的水准。在ECRA当中，半导体被列为“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控制的第一项。在美国企业进行半导体技术转让、出口、企业并购，特别是涉及中国时，都将迎来异常严苛的管制。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时期也开启了增强美国半导体长期竞争力的一系列布局。比如2017年，当时的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撰写《确保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长期领导地位》的报告，提出了美国半导体发展的核心方向：

 

1、政府提供更多研发投资和政策吸引人才，改革半导体公司税法和许可证政策。

2、针对性打击其他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商业进展。

3、推动和资助半导体行业的核心技术创新。

虽然这份报告在当时被批评为过度谈论战略，缺乏具体落实方案。但在今天来看，这些方向确实引导着美国关于半导体政策的一步步发展。事实上也被特朗普政府继承了下来，更加可能在拜登政府发扬光大。所以在我们分析全球半导体产业与中美芯片博弈未来的时候，还是有必要频频回到2017年的这份报告中去思考美国的动机。

 

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很多美国的街头采访很有意思。无论是问特朗普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特朗普改变了什么。回答都是，everything。

 

回到半导体产业的视野中，我们很难说特朗普改变了美国半导体的一贯政策，但他确实是一个关键变量。比如他将美国保守派那种特殊的“勇猛”发挥到淋漓尽致，既不照顾跨国科技公司的利益和面子，也不理睬多方政治博弈的节奏感。很多奥巴马政府时期只是提出方向，大概率会磨磨蹭蹭反复讨论的事情，在特朗普这里都按下了极致的加速键。

 

总结特朗普四年的半导体行动，可以理解为四条：努力建厂，对内减税，抗拒外资，打击中国。

 

在早先的政策基础上，特朗普政府确定了半导体产业回迁和在美国建立本土晶圆厂，是增加就业岗位的关键；同时也明确AI和量子计算是下一代半导体技术的竞争关键，加大了技术保护和国家投资幅度；同时，特朗普政府也一次次证明了美国敢于把半导体产业当作国际贸易战的狙击手段，为此不惜损害美国大公司与盟友产业链的利益。

 

而在这些相对广为人知的半导体举措之外，特朗普真正给美国半导体产业造成长期影响，却较少被大众讨论的一点，是2018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减税和就业法案》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影响。

 

很多朋友都知道，特朗普自上台起就实施了美国自198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从而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税改之后美国企业的联邦税率由39%降至21%，甚至低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水平。在此法案基础上，富士康、台积电等企业纷纷宣布了美国建厂计划。

 

但税改对于半导体巨头的全球化产业链来说却是十分不利的。英特尔、高通、西部数据和德州仪器四大企业的纳税额陡然提升，大量的全球化利润被税改抽走。这一举动本来是期望跨国公司大举回迁美国。但“不巧”的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的半导体需求量却在同一时期大幅提升。一边是重要市场，一边是重税，最终压力撕扯下受伤的只能是跨国巨头以及整条产业链。

 

特朗普还对中国在美进行的半导体投资建起了他心心念念的高墙。自上台以来推动种种管制政策升级，让中国企业在美原本兴旺的科技投资断崖式下跌。

 

特朗普上台之后，无论是美国财政部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进行的投资否决，还是特朗普直接行使总投否决权的案例都直线上升，半导体领域则是遭遇否决打击的典型代表。

 

2020年7月，美国《2020年国防授权法》（NDAA）在参众两院通过。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激励半导体领域发展，增加美国本土半导体就业，以及对相关企业投资税收抵免的政策。整体来看，这份法案鼓励美国地方政府吸引半导体制造企业和工厂；加强了国家科学机构、国防、能源等部门的半导体投资力度；鼓励以“安全”为主要考量建立半导体供应链；并且创建国家级的半导体技术中心。

 

从多个方面来看，特朗普都给美国既定的“内增就业，外防中国”政策按下了加速键，并且以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方式将其明确了下来。由于减税、就业、对外竞争这些因素构成了美国各界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加分项，我们很难相信这些政策会在拜登政府时期遭遇180°的调整。

 

但我们却可以看到，特朗普执行的一系列“美国优先”半导体政策，正在将美国半导体推向更深层的悖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半导体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培养出的“怪物”。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和制程，已经无法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研发、制造和消耗，甚至从全球版图中割掉任何一个主要市场都不行。

 

这就导致，“美国优先”可能受到美国的众多行业和民众欢迎；但过度的“优先”却会被半导体这个美国核心产业坚决反对。存在优先意味着竞争和割裂，而半导体的本质却是自由贸易和协同生产。

 

这个悖论或许只有等待一场天翻地覆的技术变革来清洗。但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却加快了悖论直接爆发。比如说，在美日半导体竞争中一度担当美国急先锋的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就在中美半导体对抗中站到了“另一面”。

 

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SIA多次公开表示不理解为何半导体会成为课税目标。因为中国是美国半导体的主要出口国，但美国早就近乎完全禁止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于是在半导体领域大肆提高关税，就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单向制裁”。

 

2020年3月，SIA公布了其委托波士顿咨询（BCG）进行的一项独立研究。这份报告显示，在2018年美国掀起贸易战前后，美国前25大半导体公司收入同比增幅中位数由10％降低到了1％。而在2019年5月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美国大型半导体公司营收均发生了4％-9％的下降。

 

这份报告预测，如果未来三到五年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继续特朗普时期的政策，美国半导体公司会损失8%的全球份额和16%的收入。而这些损失最终会导致半导体公司大幅削减研发投入，从而破坏半导体产业的良性循环。最终既可能威胁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又可能最终导致大量工作岗位流失。